吴旻那时已经67岁了，考虑到人类基因组研究是一项跨世纪的长期任务，应该让年轻的科学家来担此重任，故推举当时还年轻的陈竺、强伯勤担任此项目的负责人，并吸收一批中青年科技骨干承担项目的主要任务。
1993年9月28日，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组织的，以谈家桢教授为组长的专家组，在沪论证并通过了强伯勤教授、陈竺研究员申请的《中华民族基因组中若干位点基因结构的研究》重大项目，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CHGP）正式启动。
江苏无锡江苏放射原子研究所内的中国人类基因组评审研讨会，吴旻（前排右一）
尽管与美国启动HGP的30亿美元相比，中国的经费仅有300万人民币，但项目组仍然为陈润生的课题分配了经费。
陈润生课题组的任务是DNA序列的拼接、组装和功能元件（主要是编码基因）识别的方法研究。
为此，他们建立了DNA序列的统计分析、分维分析、神经网络、复杂性、局域简并度等多种方法，特别是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密码学方法，并将这些方法综合起来用于基因识别等，提高了预测的成功率。
能把密码学知识用于DNA序列分析也是机缘巧合。
大约是1991年下半年，陈润生听说曾肯成教授、裴定一教授要组织一个密码学培训班。他想看看遗传密码是否与军事或商业中使用的密码有关联，因此和徐军一起参加。
徐军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完整地参加了培训，陈润生只参加了讲座。
虽然了解了皮毛，但他们也学了一些方法，并尝试把一些公式改成能计算四个字符（CGAT）的 DNA 序列，得到的结果颇佳。于是，密码学分析技术也用到了基因组分析。
尽管陈润生团队发展和应用了多种算法，但是在基因组序列上依然只找到很少的编码区。通过和国内外同行交流，大家逐渐产生一个共识：人类基因组中用于编码蛋白质的序列很少。
陈润生表示，“最初议论大约也就是10%，很快发现10%也估高了。”
如今，业内知道的是人类基因组中编码蛋白质的基因序列，只占人类基因组的3%左右。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虽然不能精确知道编码序列所占的比例，“但只占一小部分的概念是非常清楚的。”
彼时，国内外学术界很多人将约97%的“非编码蛋白质的序列“称为 “junk”DNA , 但陈润生有了大胆的想法：这么大比重的 “junk” 不舒服，也不合逻辑！我坚信 “junk”DNA一定有功能。
1993年底，陈润生决定把自己课题组的主要精力放到“基因组非编码序列”的研究上。
尽管在理论物理所、生物物理所和一些学术会议上不断谈到这一研究，但最初几年的外界响应和课题组进展都不大，原因很简单，缺乏实验数据。
与此同时，在吴旻的推动下，由陈竺和强伯勤组织领导的中国人类基因组研究，规模还很小，只是检测了某些特定的基因位点，而没有开展全基因组测序。
无论如何，中国的人类基因组研究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群体接力
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和生物信息学的发展，还离不开另一拨人的努力。他们是此后成为华大基因早期骨干的杨焕明、于军、汪建、刘斯奇。他们更为年轻，是国际 HGP 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自1994年后，四人陆续回国，促使CHGP开始与国际HGP接轨。
华大四位创始人，左起：汪建、刘斯奇、于军、杨焕明
1993年，于军辞去纽约大学研究助理教授职务，加入“华盛顿大学基因组研究中心”，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策划和领导者之一的Maynard V.Olson成为同事。
在那里，于军参与共建了HGP所需要的关键物理图技术，成为早期参与该计划的唯一华人科学家，以及四人中离HGP最近的人。
1993年，于军最先找到汪建。他们同在华盛顿大学，二人商量后一致认为应当把人类基因组研究推广到国内。为此，他们还联系了在丹麦的杨焕明和在德克萨斯的刘斯奇。
1994年，汪建在四人中第一个回国，创建北京华大吉比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GBI）。他是行动派，充满挑战欲，从1991年主导成立西雅图华人生物医学协会，到去往世界最高最深以及南北两极的事迹中可见一斑。
汪建凭借丙肝和艾滋病试剂生意赚了第一桶金，这笔钱也成为在中国发展HGP的启动资金。
杨焕明也于1994年回国，进入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所。
回到陈润生这边。长期扎根中国的陈润生注意到，中国的基因组研究队伍正在壮大。在留洋学者回国的趋势下，他走出国门与国外同行交流技术心得。
从1994年开始的十年里，陈润生先后到访香港中文大学、加州洛杉矶大学、哈佛大学、日本大阪大学蛋白质研究所、台湾理论科学中心等。
这些访问大多为期三个月，陈润生解释到，“三个月能够做成一件事儿，不然你去了跟别人聊聊天，什么也没有落成。”
陆续的访问开拓了陈润生的视野，他成为很早就转向结构模拟的学者，做了大量的电子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分析。
1996年9月，他在蛋白质空间结构模拟和DNA序列分析领域的工作，被CODATA(是国际科技数据委员会，为国际科学联合会下属一级学术机构) 邀请，在日本筑波大学做“小谷正雄纪念演讲” 。
他成为这年获得“小谷正雄 ”奖（以日本学名字命名，1960年，小谷正雄创办日本生物物理学会，1978年当选CODATA会长）的三人之一。
另一方面，国内基因研究走上正轨，我国的生物信息学也有了发展起色。
1996年，清北两校率先开设生物信息学课程。由于是新学科，师生没有正式的教材，可借鉴的资料更是捉襟见肘。
为了推动生信学科的普及，陈润生从1988年任教国科大时就注重教学讲义的梳理。八年时间里，陈润生的一系列理论推演手稿、查阅的外国技术文本、以及和国内外同行的工作，成为当时最完整详细的教学讲义。
1997年，有两位重磅级学者加入：一是清华生物信息学所长李衍达院士，二是中科院理论物理所所长郝柏林院士。
陈润生评价：他们是真正发展了“生信”的人。
此后，清华生命科学学院的孙之荣也参与其中，并成为组织国内生物信息的学术会议的头号人物。
如今的孙之荣75岁，仍奔走在学科建设中（这段故事将单独成篇，添加作者吴彤微信icedaguniang提前分享交流）
李衍达、郝柏林、孙之荣
1997年11月，时任中国遗传学会青年委员会主任的杨焕明，在湖南张家界组织了一次研讨会。
这是我国学术界第一次召开与基因组学相关的研讨会，杨焕明、汪建、于军等人提出了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HGP）的战略构想，这成为他们共同事业的起点。
1998年，时任中科院遗传所所长陈受宜和副所长朱立煌，邀请于军和杨焕明等来遗传所组建一个所级人类基因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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