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举报家长”自然不在少数。时至今日，仍有家长会选择举起标语、拉起横幅等传统方式，在游戏公司的大楼前表达愤怒。“王女士”或许不曾存在过，但她又从未离开。
标准：谁来制定？
如果实施分级制度，这些家长们就能够放心接受游戏了吗？
很难说。事实上，每一位家长对此的标准都不太一样。例如举报《绝地求生》的那位家长，他的举报信中称，他那位沉迷游戏的儿子正在读大二——一般来说，这个年龄已经超过了我们对“未成年人”的定义。这意味着，他的儿子可以凭身份证合法进出网吧，即便建立以法定成年的18岁为分水岭的分级制度，对一部分家长而言，18岁还不够，20岁的大学生仍然是“孩子”。
对游戏内容是否健康的判断标准则更为扑朔迷离。因技能图标形状而举报游戏的洋葱新闻尽管只是一时笑谈，它能够出现却也并非毫无缘由。战争电影是否过于血腥？书店里卖的言情小说是否会引导早恋？幼儿动画是否会让孩子模仿里面的行为？为了捍卫孩子的“一方净土”，已有不少家长对各类文化产品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在家长眼里，究竟什么样的内容是“绝对安全”的？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家长的愤怒不能说毫无来由，但也不能太过火
假如存在一套合理的年龄标准与内容规范，如何划定责任范围也是一个问题。即便现在的手机支付需要指纹、密码等验证方式，孩子盗刷父母银行卡或支付宝用来充值游戏的新闻还是屡见不鲜。在这种情况下，矛头往往会指向“无良的游戏厂商”。至于孩子是怎么输入密码、解开指纹锁，甚至面容锁的，许多家长似乎并不认为这部分问题在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自己也不必为教育和监管上的疏失担负任何责任。
对比国外的分级制度，在北美与欧洲等地，游戏行业内对游戏进行自审自查，标注分级，但也并未严格按照分级制度设立严苛的购买限制。客观上来说，欧美的分级制度也是起辅助作用的工具，而非强制性的规定，它并不能真正让青少年远离那些可能对他们的成长造成影响的内容。
分级标志的作用在于让家长们拥有了判断的标准。并不是所有家长都能一眼看出五花八门的游戏封面下是否存在血腥或色情内容，但大部分家长都能认出游戏包装上的分级标志。根据分级标志判断游戏内容之后，家长掌控着是否允许孩子接触游戏的权力。或许会有开放的家长能接受自己16岁的孩子玩17+的M级内容游戏，也会有家长只允许自己18岁的孩子玩10+的E级内容游戏。无论如何，家长在最后的决断中占有不可置疑的主导地位，自然要背负起相应的责任。
国内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了若干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的服务内容，包括游戏领域。也就是说，游戏运营者同样承担着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对一部分家长而言，这种责任的分摊似乎给予了他们新的权力——如今电子产品普及度极高，在没有分级制度的前提下，孩子们可以轻易接触到任何他们想接触的游戏，在家长们看来，他们有权为此问责游戏。他们可以质疑游戏公司乃至整个社会为何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为何创作出“不宜少儿”的内容，为何吸引孩子沉迷游戏。尽管在当下，游戏从业者已经通过各种方式主动承担了其中的一部分责任，也还是被认为不够完美。
责任：归属何处？
家长对游戏的不满源于游戏内容，却又似乎不止于游戏内容。
在各类社交、视频平台搜索“批判游戏”，你可以看见对游戏数不清的声讨与控诉，但也仅限于声讨与控诉。大多数情况下，这类控诉离不开以下几个关键词：影响学习、残害青少年。
短视频平台上的评论区
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控诉不是针对具体游戏的内容，而是针对“游戏”这一概念。其缘由往往是孩子沉迷游戏，且拒绝与父母沟通。这是否属于游戏的过错或许仍待商榷，而家长在视频中展现出的不满与愤怒也是真实的。大多数情况下，这类家长会强调孩子在接触游戏前后的对比：接触前是三好学生，接触后便摇身一变成了不良少年，家长对自己的孩子逐渐“变坏”无能为力。
在见诸新闻报道的例子中，“一个父亲用两年时间骑行大半个中国反对网络游戏”的故事尤为引人瞩目，发起者郑立书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曾是尖子生、性格活泼的孩子在沉迷游戏后变得不能自拔。他曾尝试过各种手段，也曾将孩子送进“戒网瘾学校”，都没有什么成效。看着孩子在家闭门不出，这位父亲最后决定将矛头指向游戏，骑着自行车走上街头，呼吁人们抵制网络游戏。
骑行宣传抵制网络游戏的郑立书
至于在这类行为中抵制的究竟是什么游戏，我们往往难以得知。
这种愤怒很难找到具体的理由，却极容易在人群中引起共鸣。在讨论这类现象时，我们往往会提到教育的缺失和沟通的匮乏导致的最后结果，却忽视了一个问题：家长的权利从何而来？
毫无疑问的是，在许多国家，一名未成年人如果因在网络上接触成年游戏而产生问题，家长将成为第一责任人。但在国内，我们的司法机构无法真正落实对失职家长的处罚。这源于诸多现实问题，例如我国传统习俗对抚养权的认知以及福利保障制度的建设。一般来说，这种案件的处理方式最终只能化为批评教育。这个过程不仅加剧了未成年人与家长的矛盾，更推卸掉了家长需要承担的真正的责任。这也间接导致教育问题可以被家长顺理成章地推给外界因素：我的教育方针没有出错，那一定是外界环境带来的影响。
分级制度的推行实质上代表了权利与责任的让渡：游戏公司通过分级标志将是否允许未成年人接触游戏的判断权交予家长手中。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家长有权，同时也有义务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侵害。当义务未被合理履行，给予更多的权利并不能让问题得到真正解决。
也就是说，在实施真正的游戏分级制度之后，权责划分将变得更加明确。如果游戏中存在不适合出现在当前分级里的内容，那么需要追究分级评估机构的责任；如果未成年人购买到或注册了不适合未成年人分级的游戏，需要追究游戏的来源，例如零售商、下载平台或游戏运营方的责任。当然，权责划分的细化也意味着，当渠道、内容、评估等方面都没有出现问题，最后的问题就会落在第一责任人，也就是家长的身上。家长们是否对此做好了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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