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竞争背后，正在重塑的全球产业链-木庄网络博客

本文摘自飞象网，原文链接：http://www.cctime.com/html/2022-12-14/1638161.htm，侵删。

供应链智能化是下一场工业革命的主旋律之一，将催生数字经济最重要的一部分，对全球产业布局、各国经济和政治实力及社会结构都将产生极大的影响。

超级计算、人工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物联网等是供应链智能化的关键技术，而芯片是支撑所有智能技术的基石。因此，芯片及相关领域成为中国和美国这两个目前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科技和产业链竞争聚焦点。供应链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关键力量和特征是什么？中国和美国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重构全球智能供应链？两国在各自转型升级的路上将遇到什么机会、陷阱与冲击？这是本文拟讨论的主要问题。

全球供应链格局的形成

目前的全球化格局是二战后逐渐形成的。相对和平的世界大环境，让人们把重点转向追求安逸的生活和循规蹈矩的致富之路。

美国制造业的全球外包浪潮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很多大公司采用垂直整合模式，也就是从零部件到最后产品都尽量自己做，或者就近在本国采购零部件和服务。那时，制造业雇佣人数很多，计算机还没有进入工厂，互联网还未问世，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只是学术界研究的课题、其应用遥遥无期，不存在工厂智能化的技术基础。同时，环保运动开始兴起，工人工资稳步增长，这些因素造成了美国制造业成本快速上涨。

于是，美国追求利润的资本家首先让污染较严重的原材料生产（钢铁、化工等）离开本土，然后企业进一步细分产生环节，把部分非关键环节外包给不同国家（主要是亚洲）的众多企业。欧洲企业后来也参与到这个“外包”的浪潮中。

欧美等发达地区的企业主要把握市场营销和创新功能，逐渐远离产业上游的原材料采炼和加工环节，但大部分制造所用的生产机器和关键零部件仍然由发达国家控制、其相关技术的更新换代也在发达国家完成。就这样，发达国家的资本家们不仅在海外找到了廉价的劳动力，也发现了巨大的新兴市场。于是，他们开始了一场投资构建全球供应链的豪赌。

具有较大人口规模和对环保要求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张开双臂迎接西方资本家送来的这份礼物，纷纷出台吸引外资的政策，力争这些外包的产业功能落地本国。发展中国家往往首先购买发达国家的机器，配以本土较便宜的劳动力，提供原材料并从事较低端的零部件生产和产品组装，以获得全球产业链的一席之地，然后再一步步提升自己的技术实力，谋求产业升级。制造业大分工和全球外包活动也推动了全球物流产业的蓬勃发展，航运、空运和陆运都各显神通。

日本最早承接欧美产业外包，其产业在这个过程中升级，便把部分制造工厂移到了“四小龙地区”（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这些地区把握经济活动的华人很多，他们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内地设立工厂，启动了中国内地工业与世界接轨的历程。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渐入佳境，欧美公司开始直接在中国内地投资建厂。那时中国劳工人数庞大、质优而价廉，土地便宜，中国政府也非常重视发展经济，再加上其巨大的市场，让世界各地的资本家赚了不少钱，中国也获得了产业发展的资金、先进技术、管理能力及发达国家的市场。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制造业的发展更为迅猛，逐渐成为“世界工厂”，目前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的近30%。

这一轮全球化过程持续了六十余年才得以让全球供应链大成，成为今天世界秩序的骨架。

全球产业链调整和逆转的因素

虽然二战后的全球化浪潮让很多人受益，但也有很多负面影响，反全球化的力量一直如影随形。最近十余年，这些力量在增加和聚集。

后进国家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之后，其本土技术和管理能力迅速成长，同时劳动力、环保、土地等资源要素的成本也快速上升。因此，低端制造业向成本更低的地方转移是全球产业链的正常调整和深化过程。2010年后，中国部分低端产业开始外移到印度、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地区。但基于独特的关系文化，中国部分地区构建了庞大而分工严密、高效而又不失灵活的供应网络，如深圳华强北、浙江义乌等地，方圆数十里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由很多彼此独立而互补的中小企业所构成的产业集群，其效率和弹性优势部分抵消了各类成本的上升。另外，围绕外企为龙头的一些产业（如智能手机），中国本土企业逐渐形成了性价比较好、技术门槛较高的供应链集群，要在其他国家重建这个集群并不容易。这些因素让较复杂产业从中国外移的速度小于很多人的预测。

后进国家形成了一定的制造能力后，不可避免地要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以获取更多利润。他们会逐渐挤入高级零部件市场，部分企业也会从产品组装者进化为产业链领导者。进入生产机器和检测装备等先进装备行业，也是后进国家产业升级的重要目标。这些举动自然会分食发达国家厂商的利益，这成为他们重组供应链的重要动力。

而在发达国家，虽然资本家们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利颇丰，但由于本国的制造业空心化，使得很多产业工人成为受害者。这些人成为本国内部反对制造业外包、推动制造业回归的重要政治力量。制造业空心化的国家，其技术创新能力也会部分下降，如新材料研发和资源探索的动力减弱、新产品试错速度减慢、制造业人才也逐渐凋零。这种状况让发达国家的部分精英高度焦虑。

中国是过去几十年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其经济和技术实力在这个过程中迅速增加，形成了所谓“东升西降”趋势。很多人原以为经贸交流增加会让大家更为接近，但结果却渐行渐远。近几年，中国及欧美政府和社会精英都在反思过去几十年的接触政策，彼此警惕和敌意增加，调整策略也就变得格外急切。目前，调整科技政策和供应链成为美国政府的重点。

2020年初以来，全球疫情大流行及地缘政治冲突，让高效的全球供应链显现出脆弱性，其运转成本也迅速增加，让原本较简单的经济问题上升为供应链安全、甚至国家安全问题，这给全球供应链大调整提供了额外的动力和紧迫感。

与此同时，过去几十年，人工智能、机器人、计算机、移动通信、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也在突飞猛进，很多几十年前做不到的自动化设想现在可能做到了，无人工厂、无人驾驶物流也成为可能。因此，资本除了在全球继续追逐便宜的劳动力，还可以与新技术结盟，重新塑造崭新的“智能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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