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澎湃新闻，侵删。
3月17日，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党委原副书记程朋逝世，享年48岁；3月17日，著名的分子反应动力学专家韩克利因病逝世，享年59岁；3月20日，山东省立医院临床医学检验部副主任白晓卉于因突发疾病抢救无效去世，享年42岁；3月27日，血液病学专家周剑峰逝世，享年56岁。
十天内多位正处壮年的中青年科学家传出不幸消息，令人扼腕。
上述讣告经媒体报道之后，国内科技界近日再度关注科学家早夭话题，并呼吁“对科技工作者的尊敬不应只停留在意向与宣传层面上，而应该实实在在地关注他们的工作状况以及心理健康状况，从制度安排上为他们松绑。”
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民主与科学》杂志2021年04期刊发的一篇文章《为什么科学家早夭现象值得我们关注》近期在科技界广受关注、转发。文章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博士生王珂、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李侠，该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工智能伦理风险防范研究”的资助。
文章认为，近年来，一些青年科学家正值科学事业的鼎盛期却由于过劳早早地离开人世，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被称之为科学家的“早夭现象”。客观地说，“早夭现象”是一种典型的资源不合理利用而导致的整个社会和个人的损失。如果能发现早夭现象的一些共性成因，就有可能最大限度上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也就相当于为整个社会创造了价值。
文章作者在研究了12位经媒体公开报道的早夭科学家案例之后认为：回看他们的死因，对外公布的结果不是因病去世、突发疾病，就是猝死，并非意外死亡。众所周知，在僵化的科研评价体制下，最大限度挤占生理时间就成为增加时间投入的唯一渠道，毕竟科研产出与时间投入高度正相关，而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会使交感神经长期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从而导致血管收缩、血压升高，给心脏带来极大的负荷，此种情形下极易导致猝死。
文章指出，在知识快速更迭、产出高度不确定的科技领域，科研本身的难度、社会建制设置的评价体系与生活的琐碎，多重压力聚焦于一个有限的个体身上，而又缺少相应的纾解出口，不客气地说，这些因素的叠加无异于拿生命在做研究。
在文章末尾的反思与建议部分，上述学者文章指出：5月30日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这个节日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对科技工作者的致敬，然而这种尊敬不应只是停留在意向与宣传层面上，而应该实实在在地关注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状况以及心理健康状况，从制度安排上为科技工作者松绑。
文章建议，屡屡出现的科学家早夭现象并非偶然，它警示我们，首先，通过无限增加时间来提高科研产出显然是一种原始的得不偿失的做法，在时间的边际效益递减的情况下，侵占生理时间除了会影响科研人员的身心健康外，收益并不划算。其次，要减少源于体制内的频度过高、强度过大的外来干扰，弱化激励机制，为科技人员营造一个友好的科研文化环境，为学术自由和创造力的释放留出空间。最后，要为那些超时工作已经陷入精神压力困境中的科研人员提供必要的心理援助以及健康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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