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雷锋网，原文链接：https://www.leiphone.com/category/aihealth/CX6OM1Jb2ehN8jQk.html，侵删。
“从教书育人的理念来说，我想做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只要刻苦、瞄准一个方向坚持下去，就能成功。这也是未来，我想在深理工做的事情。”
“就是跟着内心走。我到这个岁数已经不需要头衔了，我需要实实在在的心理安慰。”
潘毅这样解释他放弃国外数十年教职，决定回国的选择。
2020年底，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筹）（以下简称“深理工”）计算机科学与控制工程学院迎来一位新院长，正是从美国归来的潘毅。
这是时年60岁的潘毅第一次在国内全职任教。
过去十几年间，潘毅在美国亚特兰大的乔治亚州立大学，陆续担任计算机系和生物系系主任、文理学院副院长等职位。在2011年到2021年这10年里，该校的计算机系，从一个相对冷门的专业，成长为生物信息领域世界第22名，甚至超过了国内的一些顶尖学府。
这番成就也使潘毅获得了乔治亚州立大学终身教授、大学杰出教授、州校董教授、AIMBE 院士等荣誉。
耳顺之年功成名就，潘毅却不满足于此。
2020年5月，深圳先进院院长樊建平对潘毅递出橄榄枝，请他担任深理工计算机科学与控制工程学院的院长，从零开始搭建起一个新学院。
正如当年接手乔治亚州立大学计算机系，潘毅对这项挑战跃跃欲试，决定辞职回国，担任全职教授。
在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他向来有迎难而上的决心与勇气。正如45年前，他独自背上行囊，北上清华求学时一样。
从江南小镇走出的高考状元
1977年10月21日，恢复高考的消息印在《人民日报》传到吴江时，潘毅刚刚高中毕业。
这个消息打乱了许多人的计划，潘毅也是其中之一。
彼时，中国高考制度已经中断十余年，只有寥寥无几的工农兵大学生能够通过推荐制度进入大学，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绝大部分高中毕业生，走出校园后只能踏上工作岗位，无法继续深造。
恢复高考的消息公布后，离当年的考试日期只剩不到两个月，在紧迫的考试压力下，已经放下书本多年的考生们不得不起早贪黑、抓紧一切时间在工作之余紧张复习。
诸多日后的商界大佬，也在这个消息之后，改变了人生轨迹：文工团小提琴手徐小平决定报考中央音乐学院；在湘潭钢铁厂工作的熊晓鸽，为了捡起阔别多年的书本向单位请了两个星期的假，疯狂补习。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570万人的高考生中，只招收27万人，平均每29个考生中只有一个人能进入大学。
而当年的江苏因为报考人数太多，将高考分为了两轮。11月份的初试，30多万报名考生中淘汰了20余万；剩下的10万人还要通过12月的正式考试，才能获得上大学的机会。这样的竞争，可以用“惨烈”来形容。
高考放榜后，潘毅成为了江苏省理科状元。那一年，他只有17岁。
潘毅是苏州吴江黎里镇人，这里也是民国时期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诗人柳亚子的故乡。
潘毅的父亲中专毕业，是镇税务所所长，母亲在一家工厂担任妇联主任。潘毅坦言：“我的父母文化水平都不高，但是他们对我的学业十分重视，哪怕高中毕业后进入大学的机会十分渺茫，他们依旧鼓励我专注学业，作好继续深造的准备。”
潘毅对理工科的兴趣，起源于自己的母亲。
潘毅母亲就职的工厂，以生产煤矿配件激光定向仪为主，在当时算是高科技产品，制作时要用到二极管、三极管、电阻、马达、保险丝等许多繁琐的配件。
童年时的潘毅对此十分感兴趣，常常收集车间里淘汰的零件，按照儿童读物《少年电工》的指导，自己制作半导体收音机。
这段经历在潘毅心中埋下一颗种子，对科学的好奇心自此而生。
潘毅到黎里中学就读后，也遇到了很多好老师。
即便是在教育百废待兴的上世纪七十年代，黎里中学的师资力量依旧雄厚。就读期间，潘毅的英语老师都有国外留学经历，化学老师则是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潘毅对自己英语老师的一番话印象深刻：“中国的大学入学制度终究改革，推荐选拔制不会是学子们进入大学的唯一途径，国家必然会推行考试制度进行大学生选拔。”
即便是农忙时和学生一起下乡劳动，这位老师也不忘督促学生学习，随时作好高考的准备。
幸运的是，在潘毅刚刚将结束中学生涯时，恰好赶上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次考试。
作为高中应届毕业生的他，没有远离书本，没有农活要忙。他要做的，是按照平时的生活节奏复习两个月，踏上高考考场。凭借扎实的基础，潘毅顺利进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就读，也就是改组前的计算机工程与科学系。
高考结束后，江苏省地方媒体《新华日报》对潘毅进行了采访。报道发出后，这位恢复高考后的江苏省首位理科状元的经历吸引了许多读者，仰慕者的来信从全国各地寄到潘毅的手中。
其中一封信件来自扬州，一位在船上工作的女孩子得知潘毅的经历后深受感触，决定参加次年的高考，希望得到他的指导。
这封信寄到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后，潘毅周围的同学、朋友对此颇为赞赏，潘毅本人也为自己的经历激励了一个已经放下书本的人重新开始学习而感到高兴。以至于当天兴奋地难以入睡。
直到现在，潘毅仍然记得这件事情。他说，“人生中的很多小事，都会影响一辈子。我现在的心态，就是珍惜身边的人和事，它们都来之不易。”
落差感与重塑的价值观
进入大学后，潘毅也面临着新的压力。
初到北京，清华的校园环境与饮食习惯在潘毅心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一方面，金碧辉煌、雕梁画栋的校园建筑和先进、完备的器材设施令潘毅既震撼又兴奋。
另一方面，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物质生活尚不丰富，即便是清华的学子们也只能按照饭票定量打饭。北方人爱吃面食，这让长在鱼米之乡、喜欢吃小鱼小虾的潘毅十分不习惯。
除了饮食上的不适应，从吴江小镇到首都顶尖学府，潘毅的学习环境和竞争对手完全不同。
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都是从570多万人中厮杀出来的佼佼者，更遑论清华大学这样的国内顶尖学府。
1977级学生，绝对是清华历史上最奇特的年级。作为聚集10年社会上人才的结果，77级各个班的学生都是来自各行各业，年龄相差悬殊。
潘毅的同班同学中人才济济，有获得过全国冠军的乒乓球运动员，也有工作过十几年、随时随地能脱稿发言的公社书记，更有不少国家和部委的“高干子弟”。
潘毅的室友周笛也说，“ 当时， 我们班最大的老马已30出头，最小的小丁还不满17。柯亮来自新疆，杜超英来自黑龙江。”
相比于这些社会经验丰富的同学，入学时的潘毅像是白纸一张，人生的前17年只做了学习这一件事，同学之间悬殊的家庭背景也对他的心理造成冲击。在这样的环境中，潘毅很快感受到了比学业竞争更大的压力。他坦言，“在这样的环境中，普通人很容易就会被淹没。”
左二为潘毅，左五为侯紫峰（图片来源于清华计算机系77级毕业三十周年纪念文集）
潘毅的大学室友侯紫峰曾回忆：" 潘毅来自江苏吴江，说话有点口音，是大家公认的带有江南特色的聪明人。潘毅上进心很强，凡事都力争做好，只是体育方面有点有劲使不上的感觉。"
潘毅自己也说，他羡慕别人从来不锻炼，就轻松跑进14秒。"我这个人体育不好。清华要求毕业生必须要过体育关，单杠、双杠、跳马都要。对我来说，最难的还是100米。”
一段时间后，他突然体会到，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视："我不必天天熬夜看书，甚至时常有空去看看电影，依旧能在考试中取得非常出色的成绩。"
本科毕业照，第四排右二为潘毅（图片来源于清华计算机系77级毕业三十周年纪念文集）
四年的大学生涯里，他学会了如何发挥自己的长处，使自己在一群优秀的同伴中依旧出类拔萃。
同时，潘毅为人处世的原则也逐渐形成：不因自己有所专长而骄矜，更不因他人有所缺陷而生轻视之意。
潘毅的严于律己和友善待人，也使他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受益匪浅，吸引了许多愿意亲近和帮助他的朋友。
童年时家庭的引导、少年时中学的教育以及大学时代的成长和磨砺使潘毅心志愈坚，后来在异国他乡求学、工作时屡受挫折，这样的心态也帮助他度过了那些难捱的时光。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的决断后，留学生派出工作被国家领导人提上日程。
邓小平说：“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 “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而且，派出留学生“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
这个一度封闭的国家，再次推开了国门。
1978年12月，恢复高考一年后，国家选拔的首批赴美留学人员登上前往美国的飞机。
1984年，国家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打开了人们自费留学的渠道，出国留学迎来了大潮。这一年，潘毅刚刚读完硕士研究生。硕士毕业后，潘毅获得了留校继续读博的机会。
在攻读两年博士学位后，由于导师决定定居国外，潘毅最终放弃留校，于一年之后的1987年，经清华大学的允许，前往美国匹兹堡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攻读博士学位。
就在他出国的前一年，我国将生物技术写进《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列于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新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等高技术的首位。
潘毅不会预料到的是，多年后的一天，他将会与这门技术结缘，并且延续了数十年。
1991年，潘毅在美国著名高等学府，也是美国最早的十所大学之一——匹兹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也到了年轻人都要做决定的时候：去哪儿找工作？
彼时，美国正深陷新一轮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泥潭，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与同年美国发动的海湾战争，几乎掏空了美国经济。经济萧条之下，工业界不再需要大批的高学历人才，毕业的博士生们只能涌向教学岗位，使得就业竞争加剧。那时候，还没有一个词叫“内卷”。
那时的潘毅出国仅仅四年，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生活习惯、文化背景乃至思维方式等方面都与主流的美国文化格格不入。
他操着尚不熟练的英文，平生第一次穿上西装，在愁云惨淡的博士生毕业季涌入了求职大军之中。
潘毅还算幸运，在激烈的竞争中面试了四五个岗位后，获得了美国戴顿大学的offer，避免了“毕业即失业”的窘境。
戴顿大学是一所私立天主教大学，位于在美国被称为“飞越之地（flyover states）”的俄亥俄州——即人们只有在东西两岸间往返时，透过飞机窗户才会看一眼的偏僻之所。
作为教学型学校，戴顿大学更注重学生教育，以小班授课的模式进行教学。
入职后，潘毅几乎没有机会进行科学研究，戴顿大学没有博士点，每年入学的硕士人数也寥寥无几，所有的科研工作都要靠自己一点点开展和推进。潘毅在戴顿大学工作了9年。相比在国内学习时的顺风顺水，这9年中潘毅在科研工作上经受了无数挫折和阻碍，也会感觉到孤独。
多年后，作为杰出校友受邀回到匹兹堡大学做报告时，潘毅讲起这段求职和工作的经历，许多来自中国、印度的学子都因此深受感触，潘毅过去的坎坷是他们此时正经历的困难，而潘毅当下的成就正是他们未来的目标。
时间来到2000年，潘毅进入乔治亚州立大学工作，2005年开始担任计算机系主任。这时候的他，已经45岁。但是，乔治亚州立大学计算机系初初设立，毫无根基，系里只有十五六个教授，不论资金还是人力都十分紧缺。他开始思考，如何分配这些为数不多的人力和资金，才能使这个年轻的系脱颖而出？
潘毅认为，不仅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将教授们集中到一起，更要另辟蹊径，从新的领域打开局面。
那些年，生物学正随着克隆羊多利的诞生和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启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潘毅发觉，对乔治亚州立大学计算机系来说，生物信息是一个很好的突破点。
21世纪初，生物信息还是一门新兴学科，不论是美国老牌名校还是刚刚成立的乔治亚州立大学计算机系，都没有历史积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只有这样，才有“弯道超车”的机会。
作为生物学和计算机学两门学科的融合，生物信息利用计算机技术解决生物学的问题，这就要求从业者必须同时具备两门学科的知识背景。
在当时，这并不是一门好“生意”。不论是计算机学科还是生物学科的学者，都不太愿意跨行到另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潘毅却觉得，别人不想干的事情他来干，并且一定能干好。他要成为最早一批“吃螃蟹”的人。
潘毅申请到一笔一百多万元的科研经费，他将经费分配给其他教授，要求他们与生物系的教授合作，在自身研究方向的基础上结合生物学知识，在一定期限内产出一批新的科研成果。比如，将人工智能用于生物数据分析，将计算机可视化用于蛋白质和分子可视化，将算法、数据库等技术全部融入生物学领域。
这种方式点燃了大家科研创新的热情，团队飞速成长起来。取得一定成果后，潘毅带领团队开始组织生物信息领域会议、创办学术杂志、出版系列丛书。2007年，IEEE生物信息与生物工程国际大会授予潘毅杰出成就奖。
根据相关网站排名，2011年至2021年间，乔治亚州立大学计算机系生物信息领域世界排名22名。
潘毅，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科研战役。
但荣光背后，往往有着无数不为人知的坎坷曲折。作为华人外来者，想要融入美国当地圈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便获得了与白人同样的工作岗位，也很难获得同等的尊重和重视。
一位在美国某所大学担任副院长职务的华人教授，在乔治亚州立大学进修时曾与潘毅分享过自己的经历。
作为学校里几十个院长中唯一的亚裔，这位华人副院长虽然没有受到明显的针对和攻击，但隐形的歧视无处不在。在他工作的学校，其余的白人院长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将他排斥在外，甚至连日常的对话都无人给予回应，更不必说在涉及学校工作决策时的发言权，可谓是孤立无援。
同样作为亚裔的潘毅在美国境遇如何，可想而知。说不被排挤和忽视，是不可能的。让作为亚裔的潘毅担任系主任，能服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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