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雷锋网，原文链接：https://www.leiphone.com/category/robot/cilAQNvy6kpk6dLn.html，侵删。
拜访易视智瞳创始人黄卜夫，是在暴雨刚过的5月份，这使得他办公室墙上的那幅挂历，显得格外应景。
挂历上是一首诗，“一春略无十日晴，处处浮云将雨行。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渡傍鸥不惊。”这首诗取了宋诗人汪藻《春日》的前半部分，题字的则是如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院士，徐扬生也是黄卜夫博士期间的导师。
在众多受教于徐教授门下，而后出来创业的学生中，黄卜夫是其中一个，但与其他同门师兄弟相比，黄卜夫又有一点不同。
他整个的人生基底与创业动机，可以用一个词形容，“饥渴感”。
这个词若放在寻常创业者身上，或许稍带修饰的成份，但“饥渴感”在黄卜夫这，是写实的。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
黄卜夫的父母，与数以千万城市知识青年一样，在国家“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号召下，加入了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运动。
徐扬生教授曾在一篇回忆的文章中写道：“现在想起来，我人生做的第一个工程，不是机器人，而是下乡时做的厕所。”
黄卜夫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年代的末尾。
如果以黄卜夫到小学四年级的整段童年时光划出两条分界线，可以清晰的看到一个山谷，两边高耸，至于他的童年，则是随着那个时代的一段塌方。
从第一条分界线开始，黄卜夫的人生不可把握的歪斜了。
一家人在农村日子过得无比艰难，饱一顿饥一顿是家常便饭。
但对黄卜夫来说，比饥饿更让他难受的，是当初面对差一点就要无书可读时的恐惧。因为他知道，想要改变命运，只有读书一条出路。
升读小学那一年的夏天，之前一起玩耍的伙伴都由父母陪着，在商店置办崭新的文具，而他却因为户口等原因，被当地一所接着一所的学校，拒之门外。
那个炎热的暑天，父母急得拉着他四处求人想办法，其中曲折不足为外人道。当一家菜市场旁边的小学终于同意接收他时，一家人几乎喜极而泣。
因为知道家里条件不好，学习的机会又这样来之不易，所以黄卜夫在念书这件事上，极其卖力。
然而他的内心又是矛盾的，他对这家肯接收自己的小学，心里说不出的感激，同时又“无形中憋着一股劲”，无时无刻不想着赶紧逃离这里。
学校靠近菜市场，当时许多同学的父母，都是菜市场里的摊主。菜场的环境，很容易想象，潮湿、嘈杂、混乱，一到夏天，苍蝇就成群结队的与泥土、蔬菜黏在一起。
这段时光，带给黄卜夫很深的触动，“这些为我整个的成长经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石——饥渴感。”
黄卜夫的父母，显然是当时环境中，最不肯放弃学习的那类知青。
个人努力加上时代风向逐渐转变，到黄卜夫小学四年级时，黄家的整个生活状况开始出现了好转。到90年代初，黄家的经济状况已经处于社会中上游。
黄卜夫彻底告别了饥饿，然而当初心中被烙下的那份“饥渴感”，就像一粒种子，已经生根发芽，变得牢固。
汲取知识，离开广东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黄卜夫不停地想着。
选择大学时，他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立下的三个标准：一是一定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广东省，二要选择一个漂亮的城市，三要用更前沿的知识武装自己，实现自我价值。
三个标准指向了离家千里的杭州：浙江大学。
至于这个价值是什么，当时的他说不清。怎么实现，埋头汲取知识就对了。
在浙江大学连续念完本科和硕士后，他的目标逐渐清晰，“我想将自己获取的知识在产业中落地，产生真正的价值”。于是，研究生毕业后，自感知识储备不够的黄卜夫，又跑到香港中文大学念完了博士。
这种对知识的渴求，不仅表现在专业课上，还表现在对各个领域知识的渴求上。在浙大读自动化专业的时候，但凡学校举办讲座，无论是人文、影视、历史，甚至品茶，他都一场没落。
直到现在，工作之余，黄卜夫阅读涉猎的领域跨度之大，可以从历史跳到生物学。探索技术以外的知识，逐渐成为黄卜夫一个难以割舍的兴趣爱好。
与此同时，在汲取这些庞杂知识的过程中，他渐渐发现，“要把技术发挥的好，一定要从技术以外去理解世界。”
博士期间，黄卜夫希望实现技术落地的想法，越来越强烈。
和他一样怀揣创业理想的，还有后来易视智瞳的联合创始人，同样受教于徐扬生教授门下的“师弟”时曦。
时曦原本是贵州大学的老师，他和徐教授的相识，源自一次徐教授到贵州大学讲学。有感于徐教授的所学所思，时曦追着教授阐述了自己对于工作的诸多理念与想法，一来二去，双方的互动逐渐加深。
时曦是黄卜夫“师弟”的这个叫法，说来也实在有趣。两人同一年被徐教授选中，进入为期一年的考察试用期。
一年的考察试用期是徐教授特有的招生习惯，目的是真正筛选出具备科研潜力的人。黄卜夫解释道“师生关系就像血缘关系，不是想割裂就可以割裂的”，只有考核通过，双方才会正式确立师生关系。
时曦比黄卜夫早半年抵达香港，跟着徐教授做研究。等黄卜夫入学时，这位“师兄”，忙前忙后，帮着操办了许多事。
正式入学的时候，由于时曦签证出现问题，反而比黄卜夫晚录取半年。结果就是，时曦从“师兄”变成了“师弟”。说起这段往事，黄卜夫还是忍不住得笑。
当时，时曦研究的是视觉系统控制，黄卜夫研究的是机械自动化，一个偏软件，一个偏硬件。专业方向的不同，不仅没有阻碍两人的交流，反而因为这种互补，激发起他们想要一起做些事情的冲动。
那时候，两人时不时就会聚在一起，相互探讨技术，交流对产业的看法，以及一些关于未来的规划，创业的想法从中渐渐萌生。
博士毕业后，黄卜夫和时曦严肃地分析了当时的创业条件。
一没团队，二没资源，缺乏对于产业的理解，也不懂得该如何融资。更为重要的，他们2007年博士毕业那会，机器视觉领域的生态还没有建立起来，自然也没有现成的创业路径和经验模式可以借鉴。
虽然很想将技术进行落地，但理性压制住了创业的冲动。最终讨论的结果是，两人先分别去社会上打磨一段时间，保持定期交流，等到时机成熟，再行创业。
时曦选择了半导体设备的全球龙头ASM太平洋，黄卜夫则选择香港汽车零部件研究及发展中心。
黄卜夫进入香港汽车零部件研究及发展中心这事，还得追溯到2005年他辅助导师徐扬生教授，完成香港最大的一个科研项目。
这个项目主攻新型电动汽车方向，并在当时就已经聚焦行业关注的电池管理、整车管理等问题，不仅如此，这个项目还极具突破性，拥有极大的科研价值，“连曾荫权特首都两次专门参观了这个项目”。
这次备受瞩目的项目实践后，黄卜夫对电动汽车的整体控制，有了明确的概念。以此为契机，便在同年进入这家由香港政府成立，专门针对电动汽车的产业研究所。
在研究所工作的6年中，黄卜夫发现，中国整个工业逐渐内移，且以轻工业为主，香港并没有发展汽车相关零部件及产品的土壤，再加上研究院的工作，“有点隔靴搔痒”。
于是，2012年，他离开研究院，进入中国安防集团香港子公司，担任智慧城市的技术负责人。在这里，除了技术落地，他还积累了从顶层设计到各个垂直领域整合的管理经验。
时间来到2015年，毕业近10年，期间两人无数次定期交流，然而这次的聚首，意义非凡。
2015年，彼时的中国制造业，刚刚走到发展的转折点。
在这之前的国内制造业，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粗放式发展，因为缺乏约束与竞争，导致企业生产能力低下，产品质量堪忧。
随着全球制造链条的进一步加深融合，整个世界对精度、技术标准统一性的要求，开始“不能抵抗地成为企业生存的必要挑战”，倒逼着国内制造业同步进入精细化阶段。
随着中国制造2025的提出，智能制造的呼声前所未有的高涨，创业如火如荼，风投机构也闻声而动，从对模式的追捧猛然转向实体经济，整个创业的生态也起来了。
黄卜夫通过两段工作经历，积累了大型项目管理的经验，时曦则深挖尖端技术，加深了在技术上的理解。除此以外，他们还结识了十几位具有共同理念、靠谱的、可以形成互补的同路人。
他们不约而同的感到，天时地利人和已备，是时候把自己在科研、产业上的打磨，扎扎实实落地了。
2015年冬，易视智瞳在深圳正式成立。黄卜夫担任公司CEO，时曦担任公司的CTO。
成立当晚，为了讨一个红火的好兆头，大伙十多个人跑去吃大妙火锅。晚餐还没开始，包间角落里，四五个人不聊天，拿了纸跟笔，在那做产品的技术探讨。
在热闹的火锅店，当时一位坐在大伙旁边的运营同事不由发出感叹，“这个公司，我觉得有希望。”
易视智瞳做的事情，用黄卜夫的话说就是“给工业机器人跟高端装备提供一个脑袋，包括大脑、小脑、眼睛。”
具体来说就是，结合机器视觉，利用深度学习提供大脑做分析，利用运动控制提供小脑。当这样一个脑袋搭配不同的躯体时，就可以解决不同场景中的问题。
选择这个方向时，国内相关产业还受制于康耐视、基恩士等国际巨头，没有自主把控权。
这些年里，最让黄卜夫感到有价值的，是2019年底与一家LED封装相关的上市公司的合作。
当时整个工艺被国外巨头垄断，易视智瞳通过技术攻关，在性能精度各方面达到同等水平，且将效率提升了29.1%。最终在这个场景中，实现了国产替代。
从2020年初第一批正式交付算起，至今已经成功交付5批。
“帮客户挺起腰板，反正我就觉得挺好。”黄卜夫说。
两次转型的阵痛与曙光
成立至今，易视智瞳经历了两次转型，将其整个创业之路切分成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他们创业的第一部分，围绕着一个地名，“华强北”。
就像许多在深圳创业的科技企业，都绕不开华强北一样，易视智瞳一开始的办公地点，就选在了华强北的赛格大厦。
对于黄卜夫和时曦来说，他们与华强北的缘分，其实从博士读书期间，就开始了。
那时候，他们几乎每周都要在香港和深圳华强北之间往返一次，购买电子零配件，同时与深圳的厂商接洽，了解业界和电子市场最新的动态。
以至于在黄卜夫的概念中，很长一段时间，深圳等于罗湖口岸加华强北。
放眼当时整个中国，或许没有一个地方的生态，能比华强北更符合一家科技公司起步阶段的诉求，况且还能拎包入住。
选址便捷，同行者具有共同理念，技术相对比较成熟，易视智瞳一开始走得很顺利。成立一年多后，2017年3月，公司就淘到了在工业制造领域规模性发展的第一桶金，为头部企业蓝思科技提供点胶技术。
但很快，黄卜夫发现了公司战略制定上的弊病。
易视智瞳初期以软件为主，致力于为工业机器人和高端装备提供大脑。然而中国整个产业，对于软件的商业认可度并不高。而且，“光做脑袋，不做躯体”，导致项目落地过程中，许多很好的逻辑和追求被迫难产，商业运作上屡屡碰壁。
转型，成为一道必须跨越的门槛。
这是一个艰难的切换，意味着公司要从擅长的软件、算法等核心模块，延展到重资产的实际生产中，大到产线搭建、经济生产管理，小到安排职工宿舍等细枝末节，易视智瞳从上到下，经验一片空白。
公司内部也出现另一种声音，认为当时的企业状况，并不适合转型，应当采取更为保守的发展思路。
企业转型犹如温水煮青蛙，不下大决心、大力气，难以扭动局势。
最终，还是黄卜夫顶着风险，将转型这件事拍板定下来。
他认为，创业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但唯有一件事情不能错，就是做什么这个目标。“在做什么这件事上，我们一直没变过。”
黄卜夫对目标的坚定，一部分承袭了恩师徐扬生教授的衣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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