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飞象网，原文链接：http://www.cctime.com/html/2022-12-1/1637092.htm，侵删。
近年来，多地法院裁判的高额赔偿案件越来越多，有效加大了对侵权行为的惩治力度。
在网络视频“长短之争“引发的诉讼中，核心争议之一即为赔偿金额。这也是近期研讨会上专家探讨的重要议题。
已经审结的案件中，如果原告方是长视频平台，在取证方面一般做足了准备，作为被告方的短视频平台方败诉并无太多争议，但判决确定的赔偿金额大小却有很大差别。
部分专家认为，判决赔偿可以起到震慑侵权的作用，对短视频平台方也是一个提醒，提示其应该起到充分的注意义务和治理责任。目前，此类案件整体判赔金额并不高，如果未来出现更高判赔金额也属正常。
亦有专家指出，确定赔偿金额时，作品类型、权利人权利类型、作品制作成本、被侵权作品的市场价值、侵权规模和时长、被侵权作品的许可费用、侵权人可能的收益、侵权人主观恶意、侵权行为的性质、权利人维权行为本身的性质等也应是参考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多地法院通过灵活运用证据规则，尽可能查明侵权受损或获利相关事实，务求科学合理地认定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裁判的高额赔偿案件越来越多，有效加大了对侵权行为的惩治力度。
2022年2月28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年度报告（2021）》指出，相关案件体现了“三个增长”的新动向：案件数量持续增长，高额赔偿案件持续增长，前沿技术领域的新型纠纷持续增长。
吴汉东：强化损害赔偿制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校长吴汉东表示，国内短视频侵害著作权的案件频发，“切条”短视频侵权行为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与损害赔偿金额太低有密切关联。
吴汉东认为，实现知识产权严保护的目标，关键在于解决举证难、认定难、赔偿计算难的问题。目前有两个方面的难题值得关注：一是通过诉前禁令，诉前证据保全，诉前财产保全来保证侵权救济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二是强化损害赔偿制度，该如何处理损害赔偿的司法定价和市场定价的关系，如何准确恰当地适用法定赔偿和惩罚性赔偿。
卢海君：赔偿高低取决于版权成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卢海君表示，近年来，在平台之间的竞争过程中，由于拥有算法推荐技术的加持，短视频平台作为传播方，给版权方造成的损害，变得越来越大，因此，在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时候，要考虑版权方的制作、采买成本、应获得利益，另外还可以参考权利使用费。
法定赔偿数额上限并非不可突破。例如，搜狐畅游状告北京奇游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案件中，法官经过审理后发现，这个网游的版权价值特别高，判赔额为150万，超过了当时的最高限额50万。
过去十年中，知名影视剧若被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在5万及以下的占到86%。一个知名影视剧被侵权了，仅仅赔几万块，显然不能够弥补损失。在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当中，一定要注意，虽然过去有很多案件判赔额比较低，但并不意味着版权的价值就那么低。未来确定判赔金额时，要根据版权作品的价值来判断，要根据侵权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来判断。现在热播影视剧、重大的体育赛事节目版权价值越来越高，采买成本也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在有些平台当中的版权侵权表现为，根据算法推荐，越是热播的影视剧，推荐的次数越多，下载的频次越高，对版权方的商业模式造成了极大损害。
卢海君认为，损害赔偿金额达到几千万，到底合不合理，要看版权的成本有多高，版权的价值有多大，侵权的行为有多恶劣，造成的损害有多大，不能因为判赔额看起来比较高，就认为是不合理的。
谢惠加：法定赔偿应体现惩罚性威慑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谢惠加提出，只有判决起到威慑作用，司法资源才不会浪费于重复性侵权案件。但从实证分析来看，司法判决金额低，使得法定赔偿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在确定赔偿金额的时候，要充分注意到法定赔偿应发挥什么作用，法定赔偿是不是仅仅起到填平作用，有时候可能连填平都没做到，只起到了息诉的作用。
谢惠加表示，如果双方围绕热门影视剧的竞争，没有一个高额的判赔，就会出现一个无序的互联网竞争。除了要考虑平台之间的竞争秩序因素，还要考虑原告的损失、获利和许可使用费等因素。此外，在网络的环境下，不应该只关注直接的经济损失，还应该看到流量损失的问题。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内知识产权维权诉讼，特别是著作权案件，存在维权成本高、举证难、难度大的客观现实，要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的实效，必须注重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法律的威慑作用，通过高判赔震慑侵权人，使权利人利益得到充分保护。
申晨：惩罚性赔偿源于版权侵权外溢性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申晨建议，除了法定赔偿，还应考虑惩罚性赔偿。
申晨解释说，因为网络影视版权侵权有一种外溢性，就是说侵权导致的不仅是对某部具体影视剧的损害，还会影响到整个影视行业，包括从投资到收益，再到整个利益分配格局的预期。这样外溢性的局面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有一种预防、威慑的必要。基于外溢性的政策考量，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
关于惩罚性赔偿，同样还涉及到数额确定的问题，《著作权法》规定的是1到5倍的惩罚性赔偿。并不一定要把1到5倍的基数算得很精确，才能适用惩罚性赔偿。可以把侵权人的全部潜在违法收益剥除后的金额作为赔偿基数。既有法定赔偿，也有惩罚性赔偿，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保证侵权人不会再侵权。
宋健：高价值的知识产权应当获得高判赔额
全国审判业务专家、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原资深法官宋健表示，在损害赔偿的司法确定中，专利、商标与著作权各领域的发展不平衡，相比于最高法院二审“香兰素”商业秘密侵权案1.59亿元的判赔数额，最近商标领域拉菲商标侵权案一审7900万元的判赔额，著作权领域中对高判赔额的共识远低于其他知识产权领域。
虽然在游戏作品领域已经有几千万的赔偿数额，但在视频领域不仅判赔额普遍较低，且与长视频作品的创作高投入、高风险以及当前严格知识产权保护的大环境背景不匹配。”
在宋健看来，短视频领域判赔额的确定，首先应当根据个案因素确定，并非一概高判，更非一概低判。但总体趋势是提高判赔额，提高侵权代价。同时，可预期的是，个案中的高判赔也必然会有所增加。最重要的是，与当前专利、商标领域的高判赔额案件一样，版权视频领域的高判赔额案件，也应当是精细计算出来的，且在判决书中呈现详细计算的依据。即原告应当详细提供损害赔偿的计算方式甚至多种计算方式、理由以及相应的证据，而被告也应当提供详细的抗辩理由以及计算方式和相应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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