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飞象网，原文链接：http://www.cctime.com/html/2022-12-9/1637726.htm，侵删。
2022年7月22日，第五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上的ZTE中兴展区。图/视觉中国
2018年7月5日，身在南京的时任中兴通讯（000063.SZ/0763.HK，下称中兴）核心网产品线总经理徐子阳接到总部通知，他将被任命为公司总裁。
“完全没想到会是我。”2022年10月10日，徐子阳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回忆。
2018年3月，消息已在中兴内部流传：美国政府即将激活两年前因中兴违反美国进出口管理条例而出台的制裁令，但很多员工没意识到这一消息的严重性，因为此前经历过一次类似事件但顺利解决了，大家普遍认为这次也能解决。
徐子阳也觉得可以解决，他始料未及的是，时任管理层即将集体离职。
4月16日晚，传闻成真，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兴启动拒绝令，有效期长达七年。拒绝令是美国商务部最高级别的制裁工具，影响力远大于其经常使用的实体清单。
实体清单是禁止上游供应商向实体清单厂家售卖特定物项，一般情况下包括美国原产产品和外国生产的美国受控成分占比超过25%的产品。由于全球供应链的发展，事实上，非美国原产产品、美国受控成分占比不超过25%的产品广泛存在，实体清单的实际杀伤力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大。
而拒绝令在供应链领域对企业的影响，类似把金融企业踢出swift系统。这个拒绝令的启动，对于当时的中兴来说几乎是灭顶之灾。
当年7月14日，美国政府在中兴缴纳10亿美元罚金和4亿美元保证金、更换全部董事会成员及解聘公司高管层成员等要求之后，解除禁令，中兴获得一线生机。
中兴1985年成立，是中国第二大、世界第四大电信设备生产商。2017年该公司共有约7.5万员工，营业收入1088.2亿元，净利润53.9亿元（约8.2亿美元），这也是这家公司被美国政府制裁前的业绩最高点。
和徐子阳前后脚上任的还有另外20余位原公司骨干，这批完全没有公司整体运营经验的“新手”，接管了一个因巨额罚款而现金流大失血、业务也几近停顿的庞然大物。当时，外界普遍预测这家公司将一蹶不振，甚至退出商业舞台。
“整个人都是蒙的。”徐子阳回忆接手总裁之初的感觉。
四年过后，中兴并没有消失。财报显示，2021年中兴营收1145亿元，营业利润86.8亿元，超过2017年，是该公司近十年营收利润最高的一年。
但是，这四年中兴经历了什么，是怎样起死回生的？中兴在中美科技冷战初现端倪时陷入危机，其后这场冷战步步深入，中兴的经历，对其他中国公司又有什么启示？
2022年7月-10月，《财经》记者专访了包括徐子阳在内的多位高管、中层管理人员、不同部门条线基层员工，试图记录中兴的历程。
从ICU出来后，中兴恢复得比预计要快得多
2018年6月29日，根据和美国政府的协议，中兴14名董事和管理层集体离任。
新一届领导班子中，董事长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原党委书记兼副所长李自学。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和中兴渊源颇深，中兴通讯创始人、原董事长侯为贵曾为该所技术骨干，中兴通讯就是在其任技术科长期间创办的。
徐子阳随后接到通知，他将被任命为新一任CEO（首席执行官）。徐子阳1998年加入中兴，研发技术岗出身，他在中兴24年，既有产品研发和经营背景，也有国际营销和海外子公司运营的经历，事后回看，这可能是他被选择的主要原因。
在和上一届高管没有任何交接的情况下，徐子阳和其他21位新高管走马上任。
22位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绝大多数来自中兴原三级管理干部，都是之前分管业务领域（如研发、营销、生产、工程等）或专业领域（财务、法律等）的副总裁，长期处于一线。在中兴通讯，第一梯队是包括总裁在内的董事会成员，第二梯队是执行副总裁（EVP）和高级副总裁（SVP），产品线总经理等副总裁属于第三梯队。
但显然，就算专业能力过硬，作为公司领导而言，新班子还是略显稚嫩，缺乏经验。
7月12日，在宣布和美国政府达成协议的当天，新班子的一张合影流传到了社交网络上，因为照片中的笑容，指责和嘲弄如潮水般袭来。
徐子阳没时间去细究网上评论。从被启动禁令到禁令解除，中间拖了三个月，中兴正常一个月运营的现金流上百亿元，拖的时间越长，公司失血越严重。新班子迫在眉睫的任务是把财务大失血、业务几近停滞的中兴从生死线上拉回来。
2019年5月1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同时发放5G牌照。五个月后，三大电信运营商将开展第一轮5G设备集采，按照惯例，集采测试会于招标前一个多月完成。对于中兴而言，这次集采事关生死。
参与竞标前提是设备通过测试，自研芯片是其中的关键。2019年是国内运营商规模部署5G网络的元年，移动160MHz和电信联通200MHz均为超大带宽，对产品的性能和能效要求非常高，中兴的新一代芯片能否按时保质商用，直接决定集采成败。
一般而言，通讯网络中使用高性能芯片，从设计到商用需要18个-24个月的时间。被制裁之前，中兴的芯片和产品研发节奏和运营商集采的节奏是匹配的，2018年的突发事件，让中兴的这一进程延宕了六个月。
一位中兴核心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禁令一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公司决策层认为，中兴这次肯定没救了，无论中兴如何解释挽留，对方在第一时间解散了派驻在中兴的支持团队。这批芯片的设计停滞后，后续流程也相应停滞，连预定的台积的产能也被取消。
中兴新管理层必须抢回失去的时间，芯片流片也只能一版成功，只有这样才能按原定时间推出产品，赶上运营商招标，全过程不容有任何差池。
背水一战的结果不错。中兴抢回了时间，关键的流片环节一版成功，第三代芯片和5G产品如期商用，在首期招标中获得了预期的市场份额。
中兴管理层事后回顾说：老客户在项目时间和回款上的支持、绝大多数供应商的不离不弃、多年积累的研发根基等，给了中兴放手一搏的足够保障。
2018年是中兴历史上最灰暗的一年。当年公司营收855.1亿元，同比减少21.4%，净利润-69.5亿元，同比减少229%。但2019年的背水一战，让中兴回到了生死线生的一侧。2019年，中兴实现营收907.4亿元，同比增长6.1%，其中运营商网络营收665.8亿元，同比增长16.7%；净利润51.5亿元，同比增长173.7%。
2019年的财务数据显示，中兴被推出ICU之后，恢复得比预计要快得多。
这两年是中兴最艰难的两年，但即便在现金流濒临断裂的几个月里，中兴也没有裁员，没有拖欠员工工资和供应商货款。
“合规能守护价值就不错了，你凭什么说合规能创造价值？”
2020年之后，中兴各项生命体征开始平稳，但徐子阳和核心管理层清楚，想要超越2017年的峰值，这家公司必须向死而生，解决此前的沉疴，彻底改革。
第一步是更新合规风控体系。海外市场每年为中兴贡献大约三分之一营收，而要在各个国家做生意，就要遵守各个国家的法规。合规的本质，就是对法律法规的理解和遵从。
中兴此前的项目风控主要是高层手动监管，比如，合同金额达到一定数量，高层，甚至是创始人侯为贵本人，就会参与项目流程控制和风险控制，但这不能形成一个覆盖所有项目的常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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