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使人们对其基本原理的信心发生了动摇。尽管有一些令人震惊的数据，但试验结果参差不齐。资助者希望获得明确的结果。甚至那些真正相信免疫疗法的人也开始感到疑惑。
与此同时，与癌症相关的研究激增，耗费了大量资金。在过去的50年里，可能没有任何一个领域的研究能与之相比。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签署了《国家癌症法案》（NationalcancerAct）发起了一场“对抗癌症的战争”。当他发起这场医学的“十字军东征”时，人们曾以为治愈癌症很容易实现；这是继儿童白血病成功治疗之后的又一个深层次进步循环模式。研究人员甚至认为，这场“战争”可能会在1976年打完，正好赶上美国建国200周年。
然而，尽管在医疗保健方面有所改善，但在医学“黄金时代”出现的那种大规模跨越发展并没有发生。这并不是要贬低研究人员及其机构的杰出工作；相反，这凸显了他们面临的巨大挑战。
要想取得突破，首先需要在对癌症和免疫的理解上取得重大进展，还需要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资助。FDA在1992年批准了第一种免疫疗法，但即使在那时，这还是属于边缘医学的范畴。在了解基本机制之前，没有一家制药公司愿意承担可以预计的风险。免疫疗法的记录不足，以及大型制药公司规避风险的态度，都意味着获得临床试验的批准是巨大的挑战。尽管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其他机构继续为免疫疗法提供边缘资金，但其他研究路径得到了优先考虑。
关键在于，与其他成功的故事一样，免疫疗法的突破并不是突然就实现的。比如mRNA疫苗的开发就花了几十年才走出死胡同，期间也错失过良机，充满了失败的职业生涯，并且一直在科学的边缘徘徊；更不用说，这些研究总体上都需要投入无比巨大的研究资金和人力。把免疫疗法与巴斯德取得的成就比较一下，后者只需要一个基础的实验室，和几个助手一起工作。亚历山大·弗莱明、霍华德·弗洛里和恩斯特·柴恩在研究青霉素时，则需要一个大学院系和一个研究型医院；相比之下，癌症研究需要成千上万的研究人员，在世界最前沿的生物医学研究中心努力工作。
我们还没到成功的那一步。该领域的研究者提到，免疫疗法的临床试验结果参差不齐：这种疗法似乎只对某些癌症和患者有效，但对其他的无效。在第一线工作的医生往往没有药品开发公司那么兴奋。尽管截至2019年，有超过2000种免疫疗法处于试验或临床前阶段，但这种数量的激增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市场上并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所有这些疗法，这股投资热潮可能再次变成泡沫。此外，免疫疗法的价格是天文数字：最知名的疗法通常要花费数十万美元。诺华制药集团的CAR-T治疗成本为每位患者47.5万美元；在中短期内，它能否成为一种广泛的治疗方法还有待商榷。的确，免疫疗法意义重大，是一场对癌症的进攻，也是医学的前沿。但是，如果假装没有问题，忽视开发过程中的磨耗，我们就无法认识到当今的医学突破会如何发生。
癌症免疫疗法的出现确实很鼓舞人心，受到了广泛欢迎。但这并不违背巴斯德的模式，而是描述了这种模式；这也不是“如何取得突破的问题”的例外，而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取得了无与伦比的进步，从巴斯德到辉瑞制药公司，都告诉我们要对奇迹保持期待。然而，悄悄地，这些奇迹开始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这并不是在诋毁巴斯德这样的人物，或者他们所面临的极端困难。毕竟，在面对无知、资源匮乏、工具简陋和缺乏理论指导的情况下，他可以说比以前和以后的任何人都走得更远、更快。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在今天世界的某个地方，还有另一个巴斯德；可能是很多很多的巴斯德。但是，尽管他们拥有更好的条件、更大的团队、更多的知识和更先进的工具，但很难想象他们单独就能产生同样的影响。
爱隆定律绝不是孤例。在我们所处的世界，此前遗留的问题和新产生的问题都更加严重。在某种程度上，人们的努力遇到了如何取得突破的问题；对于伟大的新思想，尽管实现的能力有所提升，但它们尚未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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