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郴和暖洋，侵删。
柳传志决不是中国芯片发展的罪人。创业做企业，能像柳传志做成联想那样，不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而是百万里挑一甚至千万里挑一。创业做企业是非常艰辛的，过程好比每一年都是高三、每一年都要高考，而且压力比高三大十倍百倍甚至千倍万倍、挑战比高考大十倍百倍甚至千倍万倍。
企业做芯片，成功了相当于是做学问得了诺贝尔奖。但不成功呢？做学问，成不了诺奖得主，还能是两院院士；做芯片，成不了诺奖得主，也会是两院院士。差别在于，前者的两院是中科院和工程院；后者的两院是医院和法院。
那些选择直接冲刺诺贝尔奖，甘愿冒着进法院躺医院的巨大风险、并且最后还真的得了诺贝尔奖的人，配得上一切褒奖。但那些选择一步步往前走，先做成个小学问拿到博士文凭，再做成个中学问取得教授职称，然后再做成个大学问评上两院院士，最后再去冲刺诺贝尔奖的人，没理由遭受批评。
近三十年前的联想总工程师倪光南，坚持要做芯片，相当于就是直接冲刺诺贝尔奖；而当年的柳传志坚决反对做芯片，相当于是先专注拿到博士文凭。后来在柳传志的领导下，联想不仅拿到了博士文凭，之后还评上了教授，进而还成为了院士，结果不是很好吗？！当然，如果当初柳传志坚定支持倪光南造芯片，两人齐心协力，说不定我们中国的芯片问题真的就让联想给解决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相反的可能性同样存在甚至更加存在。倪光南离开联想后，以院士之尊继续推动做芯片，多年下来几经尝试，就并没有成功。
柳传志作为当事人、责任人，选择避开进法院被判刑、躺医院会死人的巨大风险，确实显得不那么赌性坚强，但顶多只能说明不够伟大，怎么都算不上是过错、更算不上是罪过。确实，企业是社会的企业，特别是著名的大企业，对社会责任需要有更大的担当。但这个担当的边界在哪里呢？不惜代价、奋不顾身者，固然伟大；但，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者，决不渺小。因为市场中的企业，是需要自负盈亏、自谋生路的，他们不能输、输不起、没得输，他们必须活下去、活的好、活的久。
发展不能搞大跃进。从要啥没啥发展到缺这少那，是进步；从缺这少那发展到缺芯少屏，又是进步；从缺芯少屏到不少屏仍缺芯，更进了一步。接下来的焦点是如何解决缺芯的问题。如何解决？靠批评联想和柳传志吗？既没有理由，更没有作用。如果您不能实实在在做点什么，但又很想说点什么，别无端谩骂、横加指责，去感谢下京东方和王东升。谁是王东升？我们熟悉京东，但不熟悉京东方，对王东升更是感到陌生，但少屏问题就是王东升领导京东方解决的！
——企业家顾问何万斌，就有人指责柳传志是中国芯片发展的罪人，发表如上观点。
据悉：何万斌老师是顶级的企业家顾问，终身致力于创建伟大公司，长期为三一、红豆、远东、新希望、海底捞等千亿万亿级企业的企业家提供顾问式服务。作为独立企业家顾问，他专注向千亿万亿实力或潜力企业的企业家提供商业顾问服务；但对遭遇重大困境且心性良善的企业家、普通家庭出身且有志创建伟大公司的90后，他也愿意考虑提供公益顾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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